出朱雀门东壁，亦人家。东去大街、麦梨巷、状元楼，余皆妓ji，至保康门街。其御街东朱雀门外，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，亦ji馆。以南东西两教坊，余皆居民或茶坊。
冯过等人便住在麦梨巷，转巷过去乃是“状元楼”，繁荣异常，左近皆是ji馆。
大定的歌ji业非常发达，城市中必有ji馆，东京开封“花阵酒池，香山药海，别有幽坊小巷，燕馆歌楼，举之万数，不欲繁碎”。这里的“燕馆歌楼”，便是青楼ji馆。
这些青楼ji馆自然免不了有一些暧昧的交易，但需要说明的是，青楼并不等于“红灯区”，ji也不等于性工作者，“ji”者，“女乐”也。换言之，ji提供的服务是音乐、歌舞、曲艺，而不是皮肉。当然，提供***的娼ji也是有的。
陈亮是个中行家，乃详解一番。
虽然这些地方“入其门，一直主廊约百余步，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，向晚灯烛荧煌，上下相照，浓妆妓女数百，聚于主廊槏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唤，望之宛若神仙”。但，请注意，这是酒店，而不是ji馆。这些ji女也是歌ji，主要陪客人饮酒，歌舞助兴，而不是出卖皮肉的娼ji。
有一些酒楼或者茶坊，也会提供色情服务，叫做“庵酒店”、“花茶坊”。“庵酒店，有ji妓在内，可以就欢，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。门首红栀子灯上，不以晴雨，必用箬盖之，以为记认”；“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，楼上专安着ji女，名曰‘花茶坊’，如市西坊南潘节干、俞七郎茶坊，保祐坊北朱骷髅茶坊，太平坊郭四郎茶坊，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，盖此五处多有吵闹，非君子驻足之地也”。不过，严格来说，这些都不是典型的ji馆，而是有暗娼的酒店茶坊。
汴京的ji馆与金陵、杭州大抵相同，实际上并不像商业气味浓郁的酒店，而更像装修典雅的人家。
譬如在杭州，陈亮与一个叫做秦重的卖油郎相识。据秦重说，某回他在西湖畔闲逛，转到昭庆寺右边，望个宽处，将担子放下，坐在一块石上歇脚。近侧有个人家，面湖而住，金漆篱门，里面朱栏内，一丛细竹。未知堂室何如，先见门庭清整。只见里面三四个戴巾的从内而出，一个女娘后面相送。到了门首，两下把手一拱，说声请了，那女娘竟进去了。秦重定睛观之，此女容频娇丽，体态轻盈，目所未睹，准准的呆了半晌，身子都酥麻了。他原是个老实小官，不知有烟花行径，心中疑惑，正不知是什么人家。后来他才晓得自己看到的乃是青楼的花魁娘子，她接客的住所，便是一座布置清雅的宅子。
歌ji可分为三等，第一等为ji中最胜者”，居处皆堂宇宽静，各有三四厅事，前后多植花卉，或有怪石盆池，左经右史，小室垂帘，茵榻帷幌之类。……诸ji多能文词，善谈吐，亦平衡人物，应对有度。如此ji馆，简直可以用来开展学术沙龙；而以诸ji的学识与谈吐，让她们当学术沙龙的对话嘉宾，也绰绰有余。
第二等的ji女，为散乐杂班子弟，多住在平康里中曲，她们乃是善乐色技艺者，自幼便接受音乐才艺的训练，丝竹管弦、艳歌妙舞，咸精其能。显然是“女文艺青年”的级别。当然，光顾他们的客人，学术与艺术的段位也不会太低，至少能够跟她们谈论经史诗词、琴棋书画。
至于第三等的“卑下凡杂之ji”，则住在循墙一曲。其居处尽管谈不上高雅，但也不致于俗不可耐。
譬若西湖畔的花魁娘子，便是第一等歌妓，她的私人房间是这样的：平屋三间，甚是高爽。左一间是丫鬟的空房，一般有床榻桌椅之类，却是备官铺的；右一间是花魁娘子卧室，锁着在那里。两旁又有耳房。中间客座上面，挂一幅名人山水，香几上博山古铜炉，烧着龙涎香饼，两旁书桌，摆设些古玩，壁上贴许多诗稿……雅不雅？
总而言之，此时的ji馆，并不是灯红酒绿的“怡红院”、“丽春院”之流，而是布置得可以用来开文艺、学术沙龙的私家宅子。
嗯，这些地方，王孙贵胄、文人士子最是钟意，流连忘返也。
也没什么好抵触的，董小宛、应素白还有那卞玉京不都是青楼花魁么，创去乐ji身份，又何尝不是识文断字、精晓乐律的才女？
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光顾燕馆歌楼，而是选择了去大名鼎鼎的大相国寺。
次日，辛弃疾要上衙，嘱咐辛圹领着冯过几人去逛逛汴京城。
循街西去，步行两刻钟便是唐家金银铺、温州漆器什物以及大相国寺。
正是四月桃李芬芳时，汴河两岸行人熙攘，街上商店鳞次栉比，行人摩肩接踵，一派繁华景象。
大相国寺位于东京开封府里城东南，南临汴河，相传其所在地是战国魏公子无忌的故宅。该寺的前身是北齐建国寺，昌睿宗为了纪念自己以相王即位才特地改名。到了本朝，大相国寺被钦定为皇家寺庙，诸帝在上元节来寺游赏成为惯例。而巡幸大相国寺，在这里举行水旱灾异的祈祷仪式，在郊祀等大礼后赴寺恭谢，更是史不绝书。君主的生日庆祝、忌日纪念等活动，辽国使节进香礼拜，御赐宰执大臣的宴席，也多假相国寺举行。
大相国寺还是东京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。每月初一、十五和逢三逢八的日子，大相国寺都开放庙市，供百姓交易。每到集市日，一进大三门，就是飞禽猫犬市场。走过第二道三门，分别是日用百货区与果品脯腊区。大殿前专售文房四宝，大殿两侧廊下都被帽服首饰摊占领。大殿后到资圣阁前，书画珍玩交易最吸引看客，其次就是土产香药区。卜卦算命的各路方士则在后廊下一排坐摊。欧阳修、米芾、苏轼、黄庭坚等名人常常踏足此地，或寻找古籍，或购买笔墨纸砚，或于书画珍玩摊前流连忘返，上演了大定一幕幕趣闻逸事。
除了一月八天开市日，大相国寺也有许多群众性的游乐活动，其中以一年一度的上元赏灯最为壮观。每年四月初八佛祖生日，大相国寺的浴佛斋会也是热闹非凡的。除此之外，东京士民习惯在冬至那天游览大相国寺，而资圣阁纳凉，相国寺赏雪，也是他们的最爱。
今天初十，并非庙市开放日，又刚过了佛祖生日，大相国寺却仍是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。
冯过是无神论者，来到寺庙只当游玩景点。董小宛、应素白包括资南嘉可都是虔诚的佛教徒，逢庙必布施上香。
大定建立以后，权力中心为了杜绝当朝武将专权，他们制定了“重文轻武”的指导思想，在社会道德上，大定的统治者提倡忠孝，在思想上，他们推崇以儒为主、儒释道并重的策略。
正因为这样的政治和人文环境，对佛教加以了保护和利用，佛教文化得以快速发展，呈现出繁荣的强劲势头。大定佛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第一，僧尼数量的激增。大定刚刚立国之时，初度僧主要有试经度僧和特恩度僧两种形式。
到了德宗期，由于财政吃紧，为筹集财力，地方政府经常乞请朝廷准允出售度碟，以此增加收入。时至今日，全国僧尼数量还有逾四十万人。
第二，大定佛教寺院暴富。寺院不但占有大量土地，而且拥有大量房产。寺院享受很好的免税政策，政策规定：寺院月收房租一万五千以上，季收粮食百石以上，才达到缴纳助役钱的底线，数字可以造假，税费可以规避。“捡了小麦做烧饼，全是赚得”，各个寺院都富得流油。还有一组数字显示：当时黄州齐安的永兴寺，一次重修寺院，就耗费掉七十万两黄金；峨眉山扩修普贤菩萨像，一次就耗资黄金三千两。可见寺庙是多么的有钱。
第三，佛学翻译成果丰硕。许多梵文经典先后被翻译成汉文，对佛教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太宗下诏，在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，七年，译经院建成，太宗诏令梵僧天息灾、法天、施护等入院译经，并令光禄卿汤悦、兵部员外郎张泊参详润色、内侍刘素为都监，组织极为严密。太平兴国八年，改译经院为传法院，诏令选童子五十人入院学习梵文，培养译经人员。同时，在传法院西侧设置印经院，以刊板幕印新译佛经。
仅汴京寺院约有九十所。这九十所寺院，对汴京佛教之传播与发展，与社会、文化之变迁，能不发生相当之作用与影响乎？如相国寺、开宝寺、天清寺、景德寺及龙兴寺便是天下名刹，作为皇家寺庙的大相国寺更是汴京最大的“商场”。
资南嘉几个小姐姐虔诚的上香祷告，也不知许了啥愿，冯过的心思却飘到了他处。嗯，不知道寺院后面寺属过的菜园，鲁智深是否倒拔过垂杨柳？
为此，他特意问了沙弥。
沙弥迟疑着答复，菜园子确是智深大师，有没有倒拔垂扬柳确是不清楚，但怕是不大可能，大师毕竟已年过古稀了，不大可能拔得起杨柳吧？
冯过有些懵，七十多岁啦，除非是隐世不出的“扫地僧”，否则不会藉藉无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