斗巧是“七夕节”的习俗，少女们聚在一起乞巧斗巧。判定斗巧者巧拙的“卜巧”方法，主要有“穿针乞巧”、“喜蛛应巧”、“对月穿针”、“输巧”、“兰夜斗巧”和“投针验巧”等几种形式。
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述说：“七月七日，捉蜘蛛放到小盒中，第二天开启小盒，假如搜索引擎蜘蛛会结网，便是“得巧”。此所谓“喜珠应巧”。
“九引台，七夕乞巧之所。至夕，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，先完者为得巧，迟完者谓之输巧，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。”此即“穿针乞巧”，也叫“赛巧”，即女子比赛穿针，她们结彩线，穿七孔针，谁穿得越快，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，穿得慢的称为“输巧”，“输巧”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。
“对月穿针”，则是指七月初七这天傍晚，家家户户都把庭院清扫干净，年轻妇女和姑娘们先要向织女星虔诚跪拜，乞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。然后，她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五彩丝线和七根银针拿出来，对月穿针，谁先把七根针穿完，就预示着将来她能成为巧手女。
“投针验巧”是通过把绣针放入形成水膜的容器中，看其能否漂浮、在容器底部形成图案，以验智巧，也称“浮针试巧”“丢巧针”。这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，源于穿针，又不同于穿针。南直隶一带的乞巧活动是取净水一碗于阳光下曝晒，并露天过夜。即捡细草棒浮于水中，视其影来定验巧拙。也有许多年青女子采用小针看水底针影来应验智愚的。
七夕乞巧，穿针落人后者为“输巧”。拜仙之后，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，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，被称为巧手，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。如诗人所描绘：“向月穿针易，临风整线难。不知谁得巧，明旦试看寻。”祭拜仪式结束后，八仙台上的摆设保持不动，留待翌日(初七)供姑娘们互相串访时参观、评议。七夕之后，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、玩具互相赠送，以示友情。
另外，还有蒸巧饽饽、烙巧果子、做巧芽汤，以及用面塑、剪纸、彩绣等做装饰品等等。谁的手艺好，谁就得巧。
而在方兰芝家乡那边，这一夜会有许多少女一个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，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，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。
方兰芝不喜欢这个节日，巧不巧的何用“乞”？又何需“斗”？关键是……斗不过呀（此处可配一句有违和的旁白：臣妾做不到啊。）。
不是谦虚，是真的斗不过小小迅哥儿。
说来气人，那冯小七整日里吊儿郎当的，也未见得有多用功读书，却是名动天下的大才子。不是说“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”么，还是说那花心大萝卜真的是天才？
在方兰芝看来，冯迅和其大兄完全是同个段位的，生的明眸皓齿眉眼如画，且古怪精灵冰雪聪明，学起东西那叫一个快，一点就通，且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，才六岁诶，要不要这么神？
而且，迅哥儿极是好苦，那边厢随着董小宛学琴艺跟着资南嘉学经史子集，这边又缠着自己要学拳脚功夫。你一姑娘家家的，学什么武艺？乖乖的做个温婉娴静的大家闺秀不好么？
之所以让方兰芝感到“受伤”，是因为冯迅接受能力太强了，教她一套拳法嘛，没几遍就耍的有模有样了。她方兰芝自认习武资质过人，当初可是三天才学会的呀……
这些倒也罢了，令她倍受打击的是，迅哥儿还甚是心灵手巧，小小年纪便做的好一手女红，针线、纺织、刺绣、缝纫之类的那叫一个精擅。
当然，这只是相对于极少做女红的方兰芝而言，冯迅毕竟才六岁，还能精通到哪去？大抵也只是略懂罢了。
遗憾的是，方兰芝基本不懂。女功？真心不会，她自幼不爱看书，只略通文墨，却是酷爱习武。可别看她同其她江南女子一般五官柔和身材小巧，却是穿衣显瘦脱衣显肉……咳，总之，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。针线活那是通了六窍——一窍不通。
是以，斗巧输给冯迅，是情理之中。依着她的性子，这原也没啥，江湖儿女，输便输了，敢做敢当。但，想想输给了花心大萝卜的幼妹，她便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，大抵是她不自量力挑战“谷烧酒”而一败涂地的最大原由。
当然，冯过没有将方兰芝七夕醉酒一事告诉邵百花，更不可能说方兰芝在醉了后说了一些平素不会说的话，譬如母亲叫“邵百花”，只道她在冯家一切安好，勿需挂念。
邵百花也没有与冯过讲为何自己独自留在龙虎山，只说先前有事在此耽搁了，方腊（好吧，总算不用玩拆字游戏了，方月夕自然便是方腊，王三虎则是“兵部尚书”王寅）十天前方去了岳州，或许……过些日子自己会去上饶接上方兰芝。至于往后会去哪儿，她没说。她不知道，天下之大，似乎何处都可落脚，却又无处安身。
冯过自是看出了邵百花眉宇间淡淡的忧郁。虽然对方从未承认过什么，但因为先入为主之故，他早早便知晓了这伙不速之客的来历。他之所以未说破甚至举报，一则是因为陈亮之故，再者亦是不愿“助纣为虐”。
陈亮与辛弃疾都是他敬重的长者，乃是真正有抱负有担当的文豪，且颇具侠客意气，这样的人理应“发光发热”，但陈龙川却枉有一身才干空无用武之地。乱世将至，若无人挺身而出，定然是国不国民不民。冯过希望到那时，尚有资哲辛弃疾陈亮这般脊梁骨挺直的人力保山河无恙。至少，别让陈亮早早的“凋零”。
其实，冯过自己也说不清收容方腊是否为助纣为虐。大定同几个时空的北宋相似度极高，一般的发展轨迹，同样的历史进程，许多事件亦都一般。自太祖建国至今二百年，农民起义（或说叛乱）大大小小凡二百余起，大致一年便有一次，远多于以往任何王朝。
其他王朝，农民起义的爆发，一般都是农民被逼到了绝境。天灾，瘟疫，朝廷的苛捐杂税，农民实在吃不饱饭了，不再造反就只能饿死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农民起义才可能爆发。但是大定不一样。建国至今，这种大面积的灾荒，基本上没有发生过。本朝的苛捐杂税，也不严重。王临川变法，目的是给中央财政增加收入。但是王临川这种做，立刻就遭到了其他大臣的强烈反对，说他“与民争利”。既然大臣们都有这样的思维，显然，要在大定实行苛捐杂税，几无可能。也用不着实行苛捐杂税，因为本朝富裕，用不着残忍压榨农民。
农民起义的理由，一般都是“官逼民反”，是“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都算不得什么大事，与整个国家政治的全面腐败，与大灾大难关系不大。那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农民起义了？
在冯过想来，一则是起义的成本比较低，好处比较多。
大定实施“守内虚外”的政策，大量的兵力屯集在开封周围及西北边境，其他地方放的兵力比较少，而且这些地方，军队的能力也相对不足，所以农民起义很容易爆发起来。而农民起义爆发以后，朝廷实施严厉打击的情况并不多，大多数时候采用招安的办法，就是和农民起义军达成和解，领头的人被封个什么官，然后分到各个地方去。就算是打击，也没有像清朝统治者那样，对起义军领袖采用凌迟处死、诛灭九族等严酷惩罚。如方腊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皇帝不也想过招安么，只是“圣公”太过自大，断然决然的斩断了所有退路。
再则，大定发展至此，吏治腐败，朝廷对外献币乞和，对内恣意搜刮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土地兼并极其严重，后果，是富人少报漏报田地，想法设法逃避税收，甚至将负担转嫁给无田或租田农户。这样，国家的钱少了，又会进行新一轮的摊派，正所谓是“富豪形势者田多而税少，贫弱者地薄而税重。”
赋役繁重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当今皇帝喜花石竹木，层层摊派下去，多产竹木漆的青溪县便成了盘剥最苦之地。行根刷，人不堪命，皆去而为盗。方腊“雄起”，正是应此而生。
最后，民乱频仍与本朝贯彻始终的“岁币制度”有关。“澶渊之盟”后大定每年要交的岁币，每年是绢二十万匹，银十万两。数量不少，后期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。绢、银这两种东西不是现成物品，需要生产、运输、汇集等环节。绢帛、银矿主要分布在遥远的南方。这两样东西光运到京城，百姓就疲于奔命了，更不要说生产了。
总体来看，大定经济繁荣、国有富裕是事实，但百姓并未见得有多富裕，甚至在特殊年份过得还很艰难。如此，焉有民众不反抗的道理
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，但这亦是双刃剑，让原本飘摇的大定愈发的摇摇欲坠，外敌一旦入侵，究竟是万民换新生还是堕落人间地狱？怕是赌不起。
但就目前来看，还是“叛乱”比“起义”多些，所谓“永乐”朝至少让浙江已是千疮百孔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祸乱过后，为此买单的还不是老百姓？
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